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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中国应抓住机遇补好短板 六大行业值得投

2021-04-08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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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4月13日电(高小董)随着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国内外形势日益复杂。2020年世界和中国的经济走势如何?疫情影响下如何投资?降低外资进入壁垒会有什么影响?新华网记者与新湖财富旗下智信投资研究院院长连平深入交谈。

2020年3月,交通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加入新湖财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智信投资研究院院长,研究宏观经济、资产配置、财富管理。同时兼任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据他透露,之所以选择加入新湖财富,是因为从90年代初开始,他长期从事经济金融研究,在宏观经济与政策、汇率与离岸金融、银行战略与转型等领域发展了自己的专长,积累了市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经验。他仍然可以继续发挥他的专长,为经济和金融改革与发展作出贡献。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财富管理行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他的兴趣也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这反映在各种统计数据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与国民收入整体水平的提高同步,居民收入大幅扩大,人民“钱袋”越来越鼓:消费需求水平升级,恩格尔系数八年来不断下降。自2018年起,中国被联合国定义为“富裕”国家。据统计,2019年,我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达到200亿左右。其中,中高净值个人的规模增长尤为引人注目。2018年,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个人达到197万人,持有的可投资总额高达61万亿元人民币,约占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的32%。收入方面,中国约有5-7亿人属于世界银行中等收入群体标准间,是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有效开发这一群体的消费和投资潜力,将有助于调节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并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质量提高形成强有力的长期支持。财富管理行业将继续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合理引导居民可投资资产配置,有助于满足居民保持和增加财富的需要,更好地保障民生。

在他看来,中国的理财市场有着巨大的需求和发展潜力,仍然是朝阳金融行业。但与中高净值个人的大量增加和理财行业的快速扩张不相称的是,投资者教育和专业咨询服务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理财领域的专业研究不系统,专业信息供需不平衡。

虽然大多数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都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也涉足理财业务,但它们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资本市场和银行业。而第三方理财机构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与银行市场和资本市场相比,理财市场的整体研究水平差距较大,与整个行业的发展不相称。投入资源,提高专业研究水平,是财富管理行业的当务之急。

这些想法和认识给了连平从事财富管理专业研究的想法。无独有偶,中智企业集团和新湖财富集团的高层领导也一直有这样的战略意图。俗话说“英雄所见略同”,智信投资研究院应运而生。

连平希望借加入新湖财富的机会,与

一方面,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稳定增长,人均收入和家庭财富的显著增长催生了围绕财富保值的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为中国私人银行业务的拓展和产品创新提供了充足的内在动力。国际经验表明,在金融市场发达、私人银行成熟的国家,储蓄在资产配置中的比重较低,储蓄在GDP中的比重约为20%。然而,尽管2008年后中国居民储蓄比例持续下降,但仍占据46%的高水平,这表明财富管理的发展潜力很大。

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市场环境,财富管理行业的转型也迫在眉睫。在新的资产管理法规的指导下,如何应对破局和禁止资金池套现的监管要求,代表客户回归理财原点,践行金融服务服从实体经济本质要求,是加快理财行业转型发展的关键。

据估计,2016年至2018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为2008年以来首次个位数增长;其中,资本市场产品市值增速大幅回落,2016-2018年复合年增速降至1%。这不仅受到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也是金融市场监管体制改革过程中投资目标风险波动的结果。

在“留而不炒”政策的不断推进下,一二线城市的成交量和价格明显降温;三四线城市在“三亿人”目标下,由于实施城镇化改革和棚改项目,保持了一定的销售热情。但随着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的下降,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有所放缓。总体而言,住房市场红利的整体收缩限制了依赖房地产投资的广泛财富扩张战略。

随着资产管理新规的出台,信托、券商资产管理、专项基金账户等银行理财产品和投资产品受到“去渠道、去交易所”的影响,低风险偏好资本流出,同行业竞争压力倍增,流通量和存量明显萎缩。

自2020年以来,两次黑天鹅事件、油价下跌和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对主要发达国家的供给方和需求方

深远的影响。

 

  “近日美股依靠史无前例的不限量货币宽松政策及大力度的财政刺激政策强势回升,但需要看到,疫情防控措施为经济复苏造成了极大的制约,在未来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供需均无法恢复正常,政策调控的可发挥空间受限。此次危机之前主要发达国家大多持续了较长时间的低利率及财政负债高企的局面,大规模的流动性扩张不仅会为央行资产负债表带来更大的压力,极度的货币信用化也必然会产生信用风险。”连平说。

  他认为,一边是国内投资需求的增长,另一边是国内外金融市场投资前景复杂,这既会对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新要求,也预示了我国私人银行业务面临新一轮的深刻变革。

  他同时讲解道,私人银行业的使命正在转变,从关注创富到兼顾守富、传富;从以产品为核心提供点状配置服务,到以客户为中心串联、创新产品工具,提供系统性专业化的定制服务;从追随市场甚至打政策的擦边球,到熟悉转轨阶段监管制度的动态变化,充分了解和适应政策意图,把握投资风向;从追求刚性兑付思维,到树立正确的风险收益观念,培养理性、长期的投资者。与此同时,相关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完善,为财富保有及传承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促进行业在规范运营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国民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如何定位植信投资研究院,植信投资研究院又将分别在新湖财富、在中国的私人银行市场上扮演哪种角色?

  “植信投资研究院2020年3月正式挂牌成立,旨在立足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和财富管理市场走向,覆盖政策、市场、业务和机构全生态,打造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高水平专业研究平台。”连平介绍植信投资研究院时讲道,“研究院下设宏观经济、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三大研究中心。研究院将以宏观经济研究为立足点,以资产配置研究为核心,以财富管理研究为手段,相互联系,紧密配合,形成宏观与微观研究,前沿与基础研究的完整闭环。”

  作为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的领跑者,新湖财富对专业研究能力的布局,是“做最好的私人银行”战略的一部分。高水平的专业咨询服务能力是私人银行服务的内核。私人银行必须要有高水平的研究力量做支撑,才能为客户持续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产品。植信投资研究院将以高质量的研究产品支持新湖财富各业务条线高效运作和展业,通过成系列、有深度、重实操、高质量的研究产品,持续提升新湖财富的业务拓展力、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未来,植信投资研究院将以系统全面的行业研究为抓手,回归金融服务本质,创新研究模式,形成宏观经济、资产配置、财富管理三者研究之间的有机结合和良性循环,为我国财富管理业务在新的发展周期中抓住机遇提供强有力的专业研究支撑。”

  “现在全球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2020年世界经济将陷入衰退,只是程度不同,美国著名金融机构预测二季度美国经济可能增长-38%。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国内经济已经在恢复之中,但因为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对世界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冲击,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连平讲道。

  疫情的爆发,短期内阻碍了各国的经济往来,使得国际贸易规模快速下降。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世界工厂”,出口必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进而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就业;而中长期则可能面临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的影响,这就会使得全球化进程进入一个停摆状态,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趋势的倒退。同时国际投资内向化,即以往各国政府帮助企业打开海外市场的意愿转向为极力留住本国企业,这样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需要警惕。

  他认为,对于中国而言,需要认识和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抓住机遇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可以判断的是,这次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一定会大于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从中长期来看,美元的国际地位将进一步下降,而人民币资产因为中国基本面向好、中外利差等因素可能成为吸引国际资本的“优质”资产,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是有利的,应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以我为主”做好“自己的事”,即通过改革继续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

  “下一步,应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加快步伐推进多项改革,包括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等。以改革来改善经济结构、提高运行效率、有效配置资源、提升发展质量、持续释放经济发展潜力。”连平讲道。

  在他看来,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依然存在一系列不可忽视的短板。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高新技术进步需要加快。产业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供给体系质量不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质量不高,民生需要进一步改善。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存在,就业质量需要持续提升。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够协调。

  “面对疫情的冲击,我国应通过深化改革来推动经济转型,补好短板。瞄准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技术,在持续加强研发投入的同时,强化市场机制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形成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推出和持续转化应用的良性循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在国际产业链调整的同时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工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他建议分门别类地推动服务业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可以更好地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要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应加大力度完善卫生健康医疗保障体系,切实增强民生保障。加大力度推进普惠金融体系构建,持续改善民营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夯实良好的就业基础。应以市场化机制促进城乡之间要素的合理流动、高效配置,在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未来应将改革促进转型与补短板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现在各地有关“新基建”的规划纷纷启动。

  连平认为,“新基建”是必要和应时之举,“新基建”至少在三个方面为我国的经济运行和格局带来变化。

  首先,“新基建”给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今年稳增长任务的重点举措首先在于稳投资,而稳投资的重要节点在于稳基建。当前传统基建投资的边际效益正在下降,需要推动“新基建”来优化投资结构,使短期稳定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相匹配。

  其次,“新基建”给中国经济长期高质量转型发展添加了活力。“新基建”聚焦点在于科技创新,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领域以及新型城镇化包括公共卫生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兴领域。

  再次,“新基建”背后有着巨大有效的市场需求。“新基建”涉及多个产业,尤其是5G建设,有助于培育繁荣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这些新兴的需求有着持续增长的空间。

  “从投资的角度考量,首先需要对疫情冲击后的行业基本情况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以下几个特征是较为明显的:一是疫情冲击下服务业短期内砸出了深坑,反弹是可以期待的,交通、仓储、住宿、餐饮、电影、汽车、旅游等行业都将出现明显反弹;许多消费会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二是复工复产推进后,需求将明显释放,制造业也将快速恢复。三是房地产一季度销量冲击较大,全年投资放缓,资金压力大、投资下行,未来市场会有所分化:一二线城市‘常驻’需求会有释放,但三四线城市‘候鸟需求’较难改善。四是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进出口贸易需求可能后移,尤其是出口将承受很大的压力,但服务贸易逆差会大幅减少。”连平介绍道。

  他给出了投资者可关注的具体行业:一是医疗行业,占GDP比重可能从目前的6.4%上升至7%以上,随着境内外需求骤然大幅上升,卫生、疫防、治疗、设备、保健等几个细分行业将会有不错的表现。二是线上消费行业:短视频、旅游、电商、线上购物、无人化服务、线上教育培训、办公软件等。三是高新技术产业,是国家鼓励技术进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政策优惠和支持等行业。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2019年产值增长8.09%左右,占GDP可能会达到15%,包括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疗、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五是与基建和房地产有关的行业:铁路、公路、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建筑材料、建筑工程等。六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七个领域:5G、工业互联网、特高压、城际高铁和轨交、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

  “从中期看,权益类资产可作为配置首选。疫情逐步会过去,经济增长将前低后高,预期逐步改善;全球货币政策宽松,流动性充裕,境外资本将加快流入境内资本市场;国内货币政策加大逆向调节力度,进一步降息降准;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增加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高科技、医疗行业、新型基建、数字经济等领域热点纷呈。债券类资产亦可以配置。今年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偏松调节,收益率继续下探,10期国债收益率年内存在突破2.7%的可能性,但要注意部分受冲击主体的违约风险。在金融市场风险增大和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大背景下,黄金可长期配置一定比例,短期要注意回调风险。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可以稳定持有,当前全市场理财产品各期限预期年化收益率主要分布在1周3.62%至一年期3.99%之间,风险很小,收益适中。”连平讲道。

  他同时建议,由于当前美国疫情发展十分迅速,前景难以预料。4月可能是十分关键的阶段。如果疫情出现拐点,二季度至三季度全球经济可能逐步走稳;反之美国疫情失控,一发不可收拾,经济社会剧烈动荡,则世界经济将会陷入深度衰退。投资者必须对此有充分思想准备,对投资风险有充足的考量。

  疫情冲击之下,中小微企业受影响的程度较重。其中,保持中小微企业的流动性是政策重点,关键是让这些企业“活着”渡过危机,纾困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对于广中大小微企业而言,疫情期间其收入在一定时期内大幅减少,甚至归零;但很多支出却是刚性的,如员工工资、税费、租金、养老金、社保等开支难以避免。由流动性短缺造成的中小微企业困难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重要薄弱环节,需以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加以解决。

  连平认为,具体到金融领域内,则要靠金融机构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要做到不压贷、不抽贷、不断贷,对一些重要生产和医疗物资相关的企业甚至应该增发贷款。同时,银行可以适当提升其风险偏好,以更大力度支持受困企业。对一些重点的民营、小微企业,在扩大新发放贷款规模的同时,还可以支持企业延期偿还贷款,甚至豁免债务。

  “全面或结构性降准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搭配货币市场政策工具的使用,在疫情冲击下形成逆周期宽松货币环境,其意义首先在于防范金融风险。我们看到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是某家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枯竭所引发的,当前全球疫情肆虐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当务之急。其次,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就有助于对中小微企业纾困。这是因为中小企业背后是就业,保中小企业很大程度上就是稳就业,而当前中小企业‘命门’是流动性。所以央行有针对性地进行结构性降准,4月初选部再次对中小银行降准一百个基点,以增加股份制和中小银行的长期可贷资金。因为相对而言,这些银行的中小微企业客户占比更高。”连平解释道。

  在他看来,我国经济在政策加大力度保企业稳就业的应对下,能够于近期逐步恢复起来,等到全球疫情进入拐点和需求回暖,我国经济将快速地回归到正常轨道。

  我国加快金融开放的脚步,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势必会对我国的证券、银行、资管、保险等金融行业带来影响,有人认为是“狼入羊群”,外资金融机构在品牌、服务和金融产品上会抢夺本土金融机构的资源;也有人认为,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会形成“鲶鱼效应”,促进本体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提升和高质量发展;还有人认为,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要么会水土不服,生存不下去,要么会快速本土化。

  “金融开放对于金融供给侧改革和金融深化是有积极意义的,可能更偏重于上面说的‘鲶鱼效应’,只不过这个效应不光作用于本土的金融机构,也作用于监管部门。开放的过程,必然是中国金融系统与全球金融体系融合的过程,这是中国金融对中国经济全球地位的匹配和支撑的体现。”连平说。

  他认为,在这个大背景下,本土金融机构应该积极主动应对。首先应该根植于本土企业和居民,满足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求。本土金融机构应该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各行业发展业态和居民金融需求变化,针对新兴产业和需求开发相适应的金融产品,如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等。其次是要不断吸取外资金融机构的先进经验。

  “外资金融机构在风险定价和内部管理方面要强于本土金融机构,这是我们需要向外资学习的地方。特别是在未来一个时期,金融业深化混业经营和金融控股公司体制将进一步发展,金融机构内部管理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再次是要在市场深化开放和机构外向发展的同时,加大力度研究国际金融通则,结合自身业务和能力探索走出去之路,尝试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收购兼并以及战略合作等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