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伯利兹华人为什么这么多？
伯利兹是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度。1950年初，一大批华人移民蜂拥而至。如同19世纪东印度群岛移民潮一样，第一次的华人移民潮安稳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涌入这里的是印度、巴基斯坦的逃亡人群。随后是1967年以色列、阿拉伯战争时，逃过来的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再后来便是20世纪80年代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内战爆发，大批中美洲移民到来。
1981年伯利兹独立，又一批中国人离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移居到这个国家。伯利兹共有大约6000名华人，大部分居住在伯利兹城，在伯利兹属于中等偏上的阶层。追根溯源，这些旅居伯利兹的华人，其祖先早在1865年前后就被欧洲殖民者从潮汕一带拐卖到加勒比地区，也有一部分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华裔后人，还有一些从台湾移民。这些华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为伯利兹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主要从事商贸、酒店和农场养殖业，有些已经成为当地的富豪。
工作努力，又有运转良好的团体协助，这批以广东人为主的中国人很快控制了本地的零售业，尤其是食品业。起初，当地居民都为可以将自己的房子高价租给这些华人而暗自高兴。华人因勤劳而逐渐获得上层经济地位的中国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二、塔吉克斯坦的祖先？
塔吉克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前期，在阿姆河上游，即在阿富汗北部和帕米尔谷地、阿姆河中游、泽莱浦河河谷以及咸海地区居住的巴克特里亚人、粟特人和花剌子模人的土著居民，他们就是塔吉克族的先祖，即说伊朗语的塞种人。塔吉克族是我国目前唯一说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语言的民族。我国塔吉克族的先民很早就活动在帕米尔高原东部一带，约公元2—3世纪时他们曾于塔什库尔干一带剪力过“去曷盘陀”国。这个名称属于东伊朗语。唐朝初期，该国归安西都护府管辖。
公元9—16世纪，塔吉克族先后受吐蕃、喀喇罕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的管辖。
从西汉到西晋以及唐代，塔吉克地区属于中国版图。
公元9—10世纪，塔吉克民族基本形成。9世纪，建立了萨马尼德王朝，定都布哈拉。塔吉克人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正是在这一长达百年的历史时期形成。
10—13世纪，加入伽色尼王朝和花喇子模王国。
13世纪，被蒙古鞑靼人征服，后来成为察合台汗国领地。
16世纪起，加入布哈拉汗国、叶尔羌汗国和浩罕汗国。后被俄国吞并，苏联成立加入苏联。现在独立建国，国名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三、邓州东胡姓的来历？
胡姓，发源于陈地，子孙向各地播迁。“三国（220—265）时魏阳陵亭侯胡质寿春（今安徽寿阳）人，居于山西安定（胡姓郡望唐朝元和年间以前在山西安定和河南新蔡两处——作者）；南朝时，安定胡氏南迁，在江西、湖南、浙江、安徽诸省发展壮大，历史上的胡姓望族，安徽‘绩溪胡氏’就是出自这一脉。”（2006年第五期《中华遗产》）
邓州胡氏也出自安定一脉。因为胡质和胡威是父子关系，据《百家姓宗祠》记载：“胡质及其子胡威由于任官的原因，均卒于安定（治所在高平，即今宁夏固原），子孙留居当地，发展成为大族。”南朝（420——589）时，安定胡氏南迁，其中也包括邓州胡氏远始祖的南迁。分别迁居山西山阴、江西婺源、山西真定。而邓州胡氏则先迁居浙江馀姚，在浙江繁衍发展800余年，于元中叶（1323年左右）迁山西洪洞。明洪武4年（1371年）迁邓，在洪洞定居50年左右。
据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迁民遗址文物管理所提供的大量资料：（《洪洞县县志》、老鹳窝《大槐树迁徙》、《洪洞县大槐树寻根》、《移民大迁徙》、《迁民姓氏寻源》、《古大槐树志》）显示：“明初迁山西之民于河南并非一次”，从洪武4年（1371年）开始，“洪武6年（1373年），从山西南部诸州县两府（平阴府、临汾府）、5州（泽、潞、辽、沁、汾）58县大规模移民，至永乐17年（1417年），先后移民18次，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约60万人。移民遍及豫、冀、鲁、皖等11省498县。”外省、外县尚有提及一些姓氏来龙去脉的记载，但大都是转抄于各姓氏的碑文，而邓州却无，胡姓同样。历时48年，几百姓氏的移民及其它原因流入邓州的人员，“《明实录》、《明史》里虽有记载，但很不具体。”只显示“邓州移民分布在23个乡镇”，而无详细记载。
洪洞广济寺大槐树下为移民集结地和明政府驻员发放凭照川资之所，广济寺则是保存移民资料之处。
据《洪洞县县志》记载：“清顺治八年（1652年），汾、涧二水瀑涨，浪高两丈，直冲城下，庙宇庐舍漂流无踪，十余日方退。”大槐树从根部折断，淹埋于淤泥之中，惟独广济寺有镇寺之宝石经幢（刻有佛号和经咒的小石塔）尚在。不言而喻，几十年所有移民资料荡然无存。在文管所工作人员的推荐下，我们分别到距县城十余里的明姜镇胡坦村和三十里外的胡家圪垯走访调查，并无所获。
然而，我《邓州古代史考》有明确记载：“洪武4年（1371年），山西移民创建新村的有赵集镇胡楼（胡姓）、陶营乡河里胡（胡姓）、大陂胡营（胡姓）、胡营（胡姓）4个村”，其他胡姓村则无。
安徽省绩溪县瀛州乡龙川村是胡锦涛总书记的故乡。据龙川胡氏谱序记述，龙川胡氏，原籍山东青州，“胡之初虞舜，思陈胡公而始，历夏商周秦汉晋传记……”“公元337年，始迁祖胡焱由徽州迁之龙川居住，距今1600余年。”
考察结果：《胡氏宗派碑记》中认定邓州胡氏“起自陈胡公至汉关内侯胡威而始”是完全正确的。南朝（420年——589年）时安定胡氏南迁，其中包括胡威的后代在其殁后200余年，一部分（即邓州胡氏远始祖）南迁至浙江馀姚地区发展，800余年后，又有一部分于元中叶迁回山西。在山西定居50年左右，胡楼胡普聪等4个村的始迁祖，又于洪武4年从山西洪洞迁邓，至今已640余年。此外，他村胡姓（除上述4村胡姓分支外）多是洪武4年以后陆续迁邓。
四、闯关东时期山东移民移入哪个东北城市的人口最多？
“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 从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因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迫于生计的大批华北穷苦百姓，历尽艰辛闯荡到东北大地谋求生存。 历史上的闯关东 清代以前，东北人口主要是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其中满族人口比例占多数，汉族人口几乎没有。清代山东人闯关东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1644至1667年，清朝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二、1668至1860年，为维护东北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当时，沿山海关一带遍植柳树墙，中间用绳索相连，满洲兵驻扎在那里严密地看守着关口，不允许汉人出关。但这种政策并没能阻止山东闯关的移民，此时移民“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涌蚁聚”，一时间山东人的足迹踏遍了辽阔的关东大地； 三、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开禁放垦，打开虚掩的大门，正式向移民敞开。伴随着关东地区的逐渐开放，移民“出关谋生者，日以众多”，年增年长，蔚成大观，山东、直隶移民更是“闻风踵至”，“终年联属于道”，使东北终于成为一个“移民社会”。据估计，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省先后自发涌入的移民，“而其中以山东为最，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由此推断，清代山东移往东北的移民约在七百万至八百万人之间”。规模之巨，可以想见。 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仅为20.9万人，1926年增为56.7万人，以后移民数量猛增，1927年达到105万人、1928年为108.9万人、1929年为104.6万人、1930年为67.3万人。即从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共有近618万余人到东北谋生。 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力军 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闯关东”被喻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山东人则是这一运动的主力军。有此说法：“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关东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他们便首先想到“闯关东”，投亲觅友，以求接济。如光绪初年山东大旱，移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并可望异日开种荒地也”。这样的例子，史籍中多有记载，从调查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 临朐县马福山口述：“1940年父母带我和我姐姐共四人去东北……我们到沈阳是投奔舅舅的。舅舅1930年去东北沈阳，那时他才16岁，在一家日本人办的铁工厂做瓦木学徒工，每月工资15元。舅舅住在沈阳皇姑屯，距沈阳火车站15里路。我们下车后，我按着地址，花两元钱雇了个马车去找舅舅。见到舅舅后，舅舅骑自行车把我们接到他家。当时我们是和一个山东老乡住一间房。” 这些例子说明，关东、山东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系。社会联系的扩大化和“闯关东”现象的普遍化是互为因果的，它使“闯关东”这种地区文化传统有了深厚的现实社会基础，同时，也使“闯关东”的移民现象具有相对较少的“盲目”色彩。 东北人和山东人 “闯关东”的，都是哪里人？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日本紧跟其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迫使华北破产。农民移民关外，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山东胶东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和河北省保定、滦州等冀东地区、京津地区，有便利的途径，有“闯关东”的习俗，是移民的主要输送地区；后来，重灾区河南省依靠发展起来的铁路，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逃亡到东北。 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山东人、河北人在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 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闯关东，为什么是闯呢？ 闯关东，一个“闯”字突出了这条路线的艰辛。清廷以东北为“龙兴之地”，担心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会损害旗人利益，破坏满族的习俗和秩序，康熙七年(1668)推行封禁政策，以后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从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从验关封海到驱逐流民。但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荒，越来越多的山东和河北省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私越长城走辽西，涌向仍在沉睡的东北沃野。这些移民都是在清廷实行封禁政策的条件下进行的，故称之为“闯关东”。 山东人闯关东，就是谋求生存。从移出地看，一面是天灾，旱、水、雹、虫、疫并发；一面是人祸，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地方争斗等都曾横扫华北诸省。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新旧军阀的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华北各省。兵灾匪祸频繁，日益加重田租、税负、差徭和额外摊派。 从移入地看，东北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垦，华北地区地少人多。在山东等地“闯关东”由来已久，移民中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也不乏发财致富成家立业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众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胶东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胶东和河北的冀东，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 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一本书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 摘自2008年1月2日《辽沈晚报》
五、明初山东为什么大移民？
战乱伤民 移民复垦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政府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持续17年的元末农民战争主战场在黄河下游、黄淮平原一带，使山东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乐陵一县，仅剩 400 余户；潍县之族姓，惟存李、金二姓……连当朝皇帝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
与元政府武力统治国家不同，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很有头脑的政治家，他知道用经济来发展国家。当时，农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八九十，恢复农业，离不开劳动力，快速恢复劳动力的办法就是移民。明初移民席卷全国，最为大家熟知的便是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
可以说，当时山西是移民的不二之选。据史料记载，明朝建立时，山东、河南的人口都只有不到200 万，而山西的人口竟达400多万。这得益于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西有吕梁山，东有太行山，在天然屏障的护佑下，受战争的影响比较小。但晋北、晋中都是山地，只有晋南地区可以耕种，人多地少，百姓的生活非常苦。于是，朱元璋决定将“狭乡之民迁于宽乡”，开始从山西移民。
乡情难舍 移民不易
办理移民的官署就设在洪洞城北的广济寺。樊德昌说，洪洞交通便利，地处晋南平原，人口非常密集，是最主要的移民地。而当时明朝刚刚建立，没有大兴土木的条件，办理移民的官差就借了闲置房产多、位于官道旁边的广济寺作为办公地。
离广济寺不远处有一棵直径 3米多的大槐树，被老百姓供奉为神树，是洪洞的地标。官差就张榜文，贴告示，将移民集中到大槐树下登记造册，并发给“ 川资”、“凭照”，督促他们上路。当时移民都是靠走，从太原到洪洞快走7 天，慢走要8天，不可能把山西各地的移民都集中到洪洞发派。但是大槐树是移民官署的象征，说到移民，自然就和它联系到了一起。
离家千里，到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这对老百姓来说并不容易接受。因此民间广泛流传着官府欺骗移民，强制迁徙的说法，并把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归纳为两个特征：“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趾甲是两个。”背抄手走路，是因为两手被成年累月反绑，遂成习惯。小拇趾甲是两个，有的说是官兵怕移民路上逃跑，在每人的小拇趾甲上砍一刀，做记号；有的说是移民将初生子女的双脚小趾甲咬裂，当记号；还有的说是移民一路上翻山越岭，磕磕绊绊，双脚的小趾甲碰伤了，裂成了两半。而由于两手被反绑，移民需要大小便，就冲着押解的兵卒喊一嗓子：“解开手，俺要撒尿。”时间一长，懒得多费口舌，只喊一声：“解手。”从此，大小便又多了一个代名词。
樊德昌认为，尽管当时的大槐树移民的确是有官差押送的，但这些民间传说有夸张的成分。朱元璋知道老百姓对高压政策很反感，所以在当时给出了很多优惠政策，有完备的组织系统。并且，移民政策是一项国策，前后经历了 50多年，如果靠欺骗是无法完成如此浩大的移民工程的。
东昌兖州 移民聚集
据统计，文献记载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共计18次，自洪武六年起，至永乐十五年止。其中，文献明确记载的山东洪洞大槐树移民仅两次。
明朝文献《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朱元璋采纳了户部郎中刘九皋的建议，对山西平民实施了一次向外移民的行动：“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这是文献载明的第一次山西移民山东。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至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朱元璋又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招募山西贫民迁往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一带。这是有记载的第二次移民。但刘德增分析其他一些史料后，认为洪洞大槐树移民山东不止这两次，至少在洪武二十七年还有迁入东昌、高唐一带的移民。而如今，山东聊城市的临清、高唐、东昌、茌平、东阿、莘县、冠县及德州市平原一带洪洞大槐树移民村落分布非常密集，茌平县有 1054个自然村落，其中洪洞大槐树移民村落 555个，占茌平县村落总数的52.66% 。这也印证了移民东昌府的文献记载。
除了东昌府，明朝官方文献中提到兖州也为洪洞大槐树移民安置区。如今定陶有 1050个自然村落，其中洪洞大槐树移民村落410个，占村落总数的39.05% 。成武共有 1313个自然村落，其中洪洞大槐树移民村落499个，占村落总数的38%。明代兖州府辖四州二十三县，定陶、成武都在其中。
迁入山东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范围较广，从《山东省地名志》第一卷中，共检索出91个县市存在洪洞大槐树移民村落。而枣强移民也被认为是大槐树移民的一部分。因为，河北枣强一带在元末明初战乱中也是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百姓不可能外迁，枣强应是洪洞移民的一个中转站。洪洞移民进入济南府、青州府北部地区，走枣强— 德州一线比较方便。一些枣强移民的家谱、族谱也说他们本是洪洞人，经枣强迁来。
刘德增说，东昌、兖州两地的洪洞大槐树移民约44752户，加上枣强移民，约67128户。以每户7人计算，迁入山东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总数约 50万。但随着人口繁衍，大槐树移民不断增多。以滨州杜氏为例，据杜氏家谱记载，洪武二年也就是1369年，杜雄飞从河北枣强迁居今山东滨州城内北街。1609年，杜氏人口繁衍至200余人，1685年增至1500余人，1911年增至5000多人，到2002年超过万人，仅滨州一带的杜氏后裔村落就达60多个。但也有很多本非洪洞大槐树移民却寻根至大槐树的家族，存在着家族史在传承过程中失忆，看别的家族是大槐树移民，便也认为自己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现象。
移民扎根 农商繁盛
大槐树移民到达目的地后，一家人往往分居各地，为了日后相认，他们往往打碎一件器物，各执一块，作为信物，最著名的是“打锅牛”的传说。据《青州市地名志》记载，今青州市普通乡牛家庄传为洪武年初河北枣强迁来的牛氏所建。牛家兄弟砸碎一口铁锅，各执一块，作为日后相认的凭证，俗称“铁锅牛”。
移民迁入山东后，主要是垦荒屯田。因此，移民所建村落，大都以“××屯”命名，其中尤以“姓”+“屯”为多，在山东西部地区以“姓”+“官屯”命名的村落则是官府组织的移民官屯。
移民的涌入，必然要引起与土著的矛盾，特别是土地的争夺。但不可否认的是，移民对于促进山东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农业的恢复，移民所建的村落也逐渐成为当地的经济中心。从现代山东乡村行政建制来看，移民村落往往是镇政府所在地，而镇政府所在地一般都是历史上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村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移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大槐树移民分布的东昌、兖州，正处在京杭之间的运输动脉——大运河上，这也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山东西部地区的商业快速发展起来。谚云：“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临”，指的是当时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临清，“张”，指的是商贸重镇阳谷的张秋镇。
在文化上，齐鲁文化的传统并没有因为移民的迁入而中断，在山东一带，也很难找到大槐树移民带来的民俗事象，这也就是所谓的“入乡随俗”。（陈巨慧）
